□范以锦

　　汶川地震抗灾，政府和媒体快速反应，信息公开透明前所未有，以特殊的方式验证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真正公开。地震报道高潮过后，传媒业界和学界在回顾总结这一突破性的报道时，又自然引出相关话题：是特例还是制度化的良好开端？

　　灾害报道模式的重大突破

　　我们说，这次的地震报道是灾难报道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少有的新闻放开，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大规模记者群云集，从未有过的视觉版面和详尽的灾难及抗灾报道。而贯穿在整个报道中，所显现的人性化的报道理念更值得称颂。
　　用记者云集来形容传媒力量，并不夸张。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的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 世纪经济报道报系就共有100 多人去了灾区。不少地市的传媒也派人到了现场采访。地方媒体有的是自己想办法进入，有的是通过各类救护队随同进入，目睹了受灾场面和抢救的动人情景，与中央媒体互为补充, 弥补了单一媒体报道的不足。正是各路记者的联合作战，使这次的灾害报道，显现多层面多品种，可以说是全方位展开，内容和内涵都很丰富。

　　过去我们对灾害的报道往往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有些报道表面上很政治化，但由于人性化的表达苍白，加上某些报道一味的“政治”赞歌，宣传味太浓，却未必达到“政治表达”的目的。媒体对这次地震的报道当然也讲政治，但重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不乏人性化的内涵，对人的尊严的报道前所未有。比如让受众全面了解灾害本身，把珍惜生命、抢救生命放在首位。救援人员以及党和政府领导对受难者的的关怀，在报道中也紧紧抓住人性的一面，表情丰满，图层丰富。尊重生命，不仅要反映全力抢救伤员，还要体现对死难者的尊严的维护。悼念期间，时政类、综合类的媒体的头版都是黑色的，都突出了悼念主题，使死难者享有国葬的无上尊严。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重视，其产生的力量是无穷的，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了。

　　更新理念，制度才不至于在“合理”的解释中打了折扣

　　这次地震报道从未有过的透明和开放， 适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不久。是《条例》作用使然？还是吸取了其他重大事件未及时公开带来一系列麻烦的教训？我认为，都有关，要从综合因素来考虑。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订和公布，当然为新闻更加开放提供了制度化的政策依据。但政策、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考虑到每个细节。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政策出台的同时，还有人会去研究对策，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即使无心歪曲，但理解程度不同，贯彻执行的力度也会不同。就拿“信息公开”来说，是能公开的都尽量公开，用足政策；还是找个“合理”的说法，非常有限地公开呢？还有，靠谁来公开，是让少数媒体公开，还是让尽量多的媒体去公开？这些涉及到的具体操作手法是无法定量的，制度、政策有可能在冠冕堂皇的合理解释中打了折扣。

　　所以，我们在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不仅要关注条例本身，还要用新理念来解读和用新理念善待担负传播功能的媒体。用什么样的理念来对待，其贯彻执行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要更新理念，就必须认真总以往的经验教训。有些事件，我们国家处置非常及时非常得力，真理在我们一边。可惜的是我们未及时让媒体介入公布，延误时机，带来麻烦，留下遗憾。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 人们透过媒体看到了中国人的伟大精神和巨大凝聚力，不仅感动了国人，也感动了世界。外国媒体对政府的处置能力和媒体的良好表现赞赏有加，就连惯于用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某些西方媒体也无可指摘。灾难本身是负面的，通过媒体负责任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力。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次媒体的报道颠覆了一个过时的、不科学的观念，就是所谓的“负面报道”。究竟何为“负面报道”？有些学者在研究“负面报道”的概念时，限定在“天
灾人祸”这类“坏消息”层面。如果局限于此，也就罢了。但如今已被一些人延伸开去，放大到只要是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形象、令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报道，皆可斥之为“负面报道”。而且延伸开去的说法，越来越无边际、越来越流行。

　　更新对灾害信息公开和报道的观念，必须弄清“负面事件”、“负面报道”、“负面影响”的不同层次和概念。灾害这种坏事属负面事件，它是客观存在的，而怎么报道是我们主观意志的东西。但有的人将负面事件这一客观事物，硬说成是主观意志的“负面报道”，更与负面影响联系在一起。只要是这类事，就被认为必定是“负面报道”、“负面影响”，先入为主，列为有限报道之列，甚至列为禁区。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真正成为媒体和政府部门的行为准则，必须更新观念，从“负面报道”的阴影中走出来。

　　政府与媒体共同拓展开放的空间

　　汶川地震灾害发生之后，政府部门、媒体、受众，救援者和灾民，各类社会角色之间显现出少有的互相信任。政府信息的开放、透明与媒体的使命、责任，有机结合在一起。人们期待，这不是特例，而是要延伸到今后的其它灾害性的报道中。

　　从这次的信息传播的良好效应中，可以体会到媒体成为抗灾救灾力量中的重要一部分，也可感受到传媒人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看出了我们传媒的成熟和可以信赖。

　　过去有些本来应该及时报道的突发事件为什么不让传媒报道？除了“负面报道”的观念作祟之外，还因太低估了我们传媒人的觉悟、水平和能力，同时也与有关部门未全面权衡利弊有关。怕记者报道不太准? 怕记者到现场影响工作? 觉得媒体老是惹麻烦的。大量记者到突发现场采访报道，不可能没有问题，正如我们的政府官员有时也会说错话一样。但我们
要看到利大还是弊大。就拿这次地震报道来说吧，采编中也有一些问题，然而总体效果多好啊，我们看到了新闻开放与记者使命感的结合。我们从中该体会到，如果没有媒体及时将灾区的悲哀、救援者的壮举、政府的关怀传播出去，怎能将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凝聚得如此紧密？怎能感动世人？我们的记者表现出不仅有新闻理想和抱负，而且非常理性。把民族的悲欢作为自己的悲欢，把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媒体在国家整合功能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媒体如此快速、透明的报道所形成的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有关部门要思考：以后的“宣传”该怎么做？

　　经历重大灾难和阵痛之后，人们希望完善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内的制度，确保开放性报道不应是个案、特例，而是制度化的良好开端。这不仅要靠政府部门的支持，也要靠媒体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珍惜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和善于担当。任何国家对不同的突发事件的开放程度都会有差异，就拿中国来说群体事件肯定不可能像抗震救灾这样开放报道，媒体当然应理解其中的缘由。但不管如何，能开放都应该尽量开放。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尚方宝剑，有了这次开放性报道的成功经验，应该推动我们观念的转变，使突发事件的开放性报道积极有序进行。

　　(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