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本寂

　　汶川地震延续至今，新闻报道仍在继续。就我个人的看法，真正的震灾报道早就结束，甚至我更倾向于认为：可靠的震灾报道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们并不存在，而原因在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云集。我也认为地震留给真正报道的时间极其短暂，对于缺乏职业准备的新闻界而言，报道的窗口期倏忽即逝，大概不会比救人的黄金72 小时更长。就这场新闻战的呈现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沮丧。

　　同时，我也希望为新闻界辩护，比如写一篇《论汶川地震的不可报道性》，来为我们所有的失望找到出路。确实，我们一定感受到报道以外的力量又在如常运转，它们将一贯的法则加诸媒体。我们无法超越，而受其影响，谈论灾难报道的专业主义更像是一种奢望。但我希望列位不要为悲伤淹没，进而轻易原谅自己的不作为。大事件中有缝隙、有本可凭依的线索攀附，问题是我们怎样失去了它们？

　　从地震报道总结出一二三四的意义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陈词明显偏颇。我们从来不缺乏赞美，而且不合时宜的赞美太多，反而发展成了莫衷一是的反对力量，所行的竟然是阻挠之义。即便站在新闻界的立场上，我更想提醒的是，这一次的大地震并不是我们的“报道对象”，它的历史不由新闻编织、不由记者书写。基于不可靠的叙述，汶川地震史排斥了我们。我们一旦抛弃历史，也会被历史所蔑视。

　　而这一切，始于不可靠的叙述。它是我们挫败的源头所在，是地震史之所以不被清晰认知的缘由。震灾新闻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借此，不可靠叙述以同样惊人的效能蔓延。新闻超越了历史，跑赢了历史，大有以新闻取代历史的趋势。仅从职业角度来说，不可靠的叙述演变成破坏力量。当然，如果不以历史为参照物，而是以填充版面、丰富记者生涯等等为目标，我的这个看法可以忽略不计。

　　新闻报道与地震史的误会

　　汶川地震的历史从它爆发的那一刻诞生，迅即笼罩中国新闻界，后者在慌乱下反应迅速，尽管无准备也是显而易见的。是的，这次地震不同于我们遇见过的所有案例，灾难本身的空间和复杂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新闻事件。新闻界没有这样的演练，无论是向灾区派员还是后方报道，一切都是出于本能。震灾史骤然到来，惯常的新闻文体都不贴切，新闻界很难找到恰当的姿势。

　　震灾本身的特性阻碍了新闻报道，假如媒体以此来宽慰自己，理由也是成立的。地震的后果弥漫在逾10 万平方公里的山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既有秩序被全盘打乱，陷入灭顶之灾。地震史甫一展开就是一个巨量的构件，超过人力的可控范围，并且在无数的点上复制、累积、爆发。面对这样的境地，新闻确实苍白无力。“灾难不是新闻”，这句话不再是反讽，而是事实。震灾史不可描摹，它不可知。

　　出于种种可见的原因，震灾报道下意识地与救灾融合。这是第一个歧路，震灾史就此与大众媒体（记者）发生了最初的离别，地震史的迷雾开始显示自我遮蔽的效用，不可靠叙述的大门打开了。换言之，报道的依托限制了它的视野和步伐，救灾受阻亦即意味着报道受阻。救灾进程的推进前锋略先于报道，新闻实际上被矮化了。若在平常，这是不可原谅的，可在此情形下，原则还适用吗？

　　我坚持认为在地震的紧急状态下，新闻报道存在一个出产最好新闻的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上，自由报道是可能的，对灾难史进行原型叙述也是可能的。不过，因为上述情况，新闻界对这个窗口期来不及作有效反应。窗口期关闭，这约等于自由报道的结束，也宣告了原型叙述即将转入艰难时期。叙述上的不可靠先于文本，这是新情况，似乎证明震灾报道从一开始就难稳固。在记者施展才华之前就宣布“作者已死”，真的是长使英雄泪满襟，连冷漠如我者也觉得唏嘘。

　　据此，震灾报道与汶川地震史是一个误会。即便我们有充分的需要让前者做得更多、更出色，可两者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遭遇了错误的相逢。进一步说，后者是万古长空，前者是一朝风月，新闻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重要的。不过，出于叙事理论从不放弃文本的美德，我们仍然可以讨论具象的报道，在不考虑历史建构的前提下，看看不可靠的叙述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们的现实待遇。

　　不可靠新闻的渊源

　　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在劝降读者的眼泪，或在主观愿望上迫使别人悲伤，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弱水三千，惟取一瓢饮。假设震灾报道必须要挑拣材料，一定要一叶知秋，那在地震史与新闻的第一个歧路之后，新闻报道又该何以自处，或者说究竟要向谁负责？以此类推，歧路之后是更多的歧路，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框架被分解，我们在这里得到自己期望的，也失去我们想要的。

　　新闻界中可靠的叙述者是指理性的、展现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在他们的新闻产品中，语言成为反映真实世界的中介。自然地，这里所谓的“语言”包括版面语言在内的大众媒介的话语形式，它是多样的，但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指陈真实的图景。可靠者如斯，进而可以对照这一线索测量震灾报道中不可靠的叙述者。进一步地推断，我认为有两个体系是检验不可靠叙述的标准，简言之，一为真相，二为真理。

　　请原谅我在此提到新闻中的普世价值，但我申明不是真相或真理的代言人。理想若此，引为旗帜而已。真相作为其中之一的测量体系，意思是震灾报道要与真实的灾难史相兼容，不粉饰、不说谎、不删减、不漠视。不可靠的叙述首先是失衡的叙述。要知道，通过大众媒介看世界的代价之一就是看不到完全的世界。地震史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新闻的视域，本来就皇皇而不可见，再加上有意的删节，由新闻构成的震灾史版本实在无滋味，是了无生气的“洁本”。

　　在我们熟悉的业内话语中，不可靠的叙述者相当于是洁本的制造者。至于为什么要行洁本之实，原因简单。不过这原因既不是底线，也不构成原则，不值得在这里展开论述。但有一点，作为记者，绝不能让受众运用想象去弥合你的报道与真实之间的不一致，新闻不是扔给读者自己去补救的补丁程序。我也承认认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但这不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保护自己的十字架。

　　震灾报道在新闻界是相互印证的，尤其是在网络化传播的今天，不可靠叙述要接收各方面互证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可靠的叙述不会完全依照叙述者的意图，真实的震灾史或多或少地揭示它的虚伪。这就转向了不可靠叙述的第二种参照体系，即大历史的参照框架，涉及到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论。因为存在着阐释的权力及策略问题，这一体系的复杂性被加重了，是用（不）可靠叙述来批评震灾报道的难点。

　　就可靠的叙述而言，新闻观及新闻界的历史观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它们预设了一些禁区，但又在地震报道实践中发生各种性质的作用。报纸或网络上那些不可靠的叙述，体现了当下的显性选择，其实更隐射了新闻媒体的史观，比如它的曲折，它的晦涩，总之是它的可变性。灾难带给我们的无力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种无力感的深处，是否每个记者都能体认到另外一重无力感呢？

　　不可靠叙述是可耻的吗？

　　震灾报道过了黄金期，很快被纳入日常管理的轨道，在新闻上表现出徘徊不前，报道失去了进程感、时间感和使命感，开始变得庸常。对震区情形的“重复报道”推动了不可靠叙述的自我繁殖，震区报道成了被控制的过程，从此，汶川地震的灾难史完全脱离了媒体讲述的众多可能，带着失望，绝尘而去。可以说，新闻对地震空间和时间的关注一并降低，有另外的力量介入历史章节的写作。

　　不能否认，不可靠的叙述仍预订了一种“叙事交流观”。它由记者、读者（受众）和新闻文本三个主体交互对话产生，这点与可靠的叙述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不可靠的新闻报道也会制造出意义，实证信念，亮明态度，推销自属的价值观。无论国字号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本次地震报道有太多不靠谱的，但它们是否全部都是垃圾？不是的。它们有着自己设计好的价值，它们的不可靠叙述散发了不可靠的信息，也有解读的必要。

　　对于地震大历史，不可靠的叙述没有什么解释力量。但通过以上这么多的陈述可以知晓：不可靠的叙述其用意不在于还原历史，不可靠叙述的出处实质上就是不可靠叙述的方向。因此，地震报道的不可靠叙述者并不孤单，甚至我认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写作，有一个隐含作者藏在他们的笔后，演绎的是双簧；这样，真实作者实际上被占领了，犹如地震史已被占领一样，真实作者的能力和职业缺陷不重要了。

　　因此，在不可靠叙述者看来，地震史不值得特别重视，它对职业和新闻界潜在的正向价值就被推翻了。他们“重视”的是那个隐含作者的影子，而非重视地震本身，因而可靠叙述中的人道就泯灭不见，他们给这些安装了自以为是的意义。

　　要申明的是，我绝非为了丑化不可靠叙述者，他们是媒体生态圈中常见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有势力的一部分。查明不可靠叙述有着比较明确的标准，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不可靠性；乃至于，他们自认为是主流的叙述，他们也不会认为设计出来的不可靠信号有什么不妥。无论可靠与否，地震报道都在各自建构意义和历史，两者也会相互视作是异端。
道路就在那里，就看叙述者如何选择而已。当然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选择，这往往证明传播学上的某些理论并非造假，也指明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说法中浓厚的悲观：既然历史无法还原，还被涂抹成另外的妆容，那么我只能不相信硬要我相信的历史面貌，我会根据自以为可靠的细节小心翼翼地拼凑“我”的历史。

　　记者跌进群众的漩涡

　　我曾经说过“为新闻界降半旗”的话，是因为全中国最好的记者聚集汶川，但竟然没有多少好报道。而报道中言行不一、事实割裂、虎头蛇尾的矛盾比比皆是，但听不到对文本的有效批评。我希望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记者是如何被地震史拉入进去，他们悲伤失态的原因何在，他们又是怎样疏远乃至仇视地震史的真容，进而用不可靠叙述支配着当局者迷的憾事。

　　显而易见，不可靠叙述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不是读者，是群众！这点对理解震灾报道特别重要。可以把汶川地震灾区当作一个巨大的城，地震发生后，群众骤然分成城内和城外两大群，既分隔又同声共鸣。记者是可以进出这个城池的特殊人群之一，因此将兼具城内外群众的特征。我更愿意说，记者的独立性在这样的群众集结下崩溃了，跌入了群众的漩涡，成为群众的一部分，不可靠的叙述从群众开始。

　　地震报道是中国新闻界没有遇到的，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新闻面对的是一个从未遭遇过的对手，二是记者必须要在群众情绪中跋涉。尤其后者，叙述的可靠性与记者挣脱群众特征的可能性之间呈正相关。如果不能估计到这点及其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叙述的可靠与否必定会被普遍否认。记者、新闻文本和读者三者中，作为读者的群众无限制膨胀，促使三者的循环互动激烈而偏执，叙述走向了变形。

　　汶川地震以其重大的毁坏性席卷四川。一霎那间，巨大的悲痛感传遍中国，阶层、职业、年龄、地域等身份差别统统以光速取消，群众诞生了。而此后的万余次余震，每一次都起到凝聚群众、吸纳新群众的作用。震区之外，群众的焦虑无以复加。地震被立刻当作敌人，一种感同身受的巨大悲伤以及受迫害感控制了群众。群众忧愤，正如卡内提所言，他们“可以无情地行事或者充满好意地行事”。

　　群众对震灾报道的叙述方式形成了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接受能加重悲伤的报道，因为这能强化群众的受迫害感。任何试图忠实现场的报道都被群众视为阻碍，当作新的敌人去仇恨。群众像攻打阵地一样攻击类似的报道和报社，即便这类报道稀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攻击性的群众拓展了不可靠叙述的生存空间，他们对可靠叙述特别敏感，每个人都想参与到对可靠叙述的“杀戮”中来。

　　群众从不可靠叙述中“看见”自己，从对每一篇不可靠叙述的“杀戮”中也看到自己。群众暂时性地抹平一切社会矛盾、裂痕和断裂。这时，记者出现了。他们从城外的群众中纷纷“挤入”城内，成为灾区流动性群众的一分子。记者成为沟通城内外群众的桥梁，他们的震灾报道成为群众蓄积敌意的最充沛源泉。此时，对地震史的还原式记录被当作外在的攻击，群众用打倒它们的办法使自身更强大。

　　不可靠的叙述者又获得了机会。显而易见，无论是出于对群众意愿的认同，还是出于书写的便利，不可靠叙述都是更安全的。甚至，当群众被有意引导着壮大，被引导着捕获攻击目标时，记者的不可靠叙述有可能充任不光彩角色。我是说，存在着躲在群众背后、以群众伪装自己的隐含作者，它们尤为可怕。

　　无可聊赖的后记

　　事已至此，我无法掩饰自己矛盾的心态。我希望汶川地震从未发生过，我更希望震灾报道没有这么滥觞和阔大。如果震灾报道的规模没有现在这么热烈，我想并不会影响国家和社会动员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那些像恶梦一样纠缠的事情不会因此发生。媒体集体冲破一开始报道的禁令，现在看来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对震区的疏远有助于抗拒群众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可靠叙述的产生。从这一点考虑，我觉得南周比南都更幸运，出版周期帮了他们。我敬佩那些以冷静、客观再现震灾史的记者。他们为数稀少，与声势浩大的群众相比，显得极其不合时宜。震灾报道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中国大事件，令人担忧的是，新闻媒体越来越摆脱不了群众运动的叙述背景，甚而，群众成为左右事件和记者媒体的“主角”。

　　可靠的叙述只能生长在正常的言论环境。在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实现隐含作者的特定计划时，不可靠的叙述者只会越来越多。

　　最后总结一下陈词。用叙事学的一些概念来铺陈我对震灾报道的看法，老实说，或许因此产生的逻辑不那么严密，但确实让我无法乐观。可靠与否的记者叙述是一个坐标，地震史是另一个坐标，周期性生成且一直环伺的群众是一个坐标。以新闻为由头，群众正被灌输更多的不安全感，借此驱动群众的紧张及持续的杀伤力。群众正被某些人赋予一种激进的期望，但谁有绝对把握说那不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