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讲述

　　□鲍小东

　　一

　　我是个一个胆小鬼。

　　比如7 月2 日，我住在安徽省阜阳市的A 宾馆，下午，我又在B 宾馆开了一个房间，为的是当晚见一个叫做张治刚的人。

　　晚上9 点多钟，张治刚来了。当地朋友周道付不放心，他隔着一条街，观望着我窗口的动静，直到深夜11 点多钟采访结束。

　　而我打开了一只录音笔，塞进床底，另一只录音笔关闭着，随意地排放在桌面上。我对张治刚的采访就在这样的场景下进行。

　　张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城建局局长、工业园党工委书记。其实，这个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中，有多人在当地身居要职。如你所知，在一个小县城里，假如谁家有多人身居要职的话，那么如公安、工商等国家机器往往就是私有的。

　　实际上，这些也未让我十分害怕，让我真正害怕的是张治刚的三弟。在当地，几乎无人知道他的真名，但都知道他的绰号“三毛”。在多人的表述里，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头目，比如曾在光天化日，在人群众多的医院里，不慌不忙地掏出刀子，在某人的屁股上连捅几刀等等。

　　这些未经证实的传言，一直压抑着我，甚至决定了这次报道的采访方式、以及采访成本的增加。

　　二

　　我之所以赴阜阳市，是因为张治刚的堂哥张治安，他原来是阜阳市颍泉区党委书记。为了阅读的方便，以下以“安”代替张治安，“刚”代表张治刚。

　　我和安曾在去年见过一面。那时，因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颍泉区有钱建豪华办公楼，却无钱修建杨庄小学的危房，杨庄小学只好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申请国际援助。

　　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但安排了颍泉区委办公室主任张西海等人，请我吃饭，他于中途出现，连敬了我四杯白酒后，和张西海离开了。安没有再回来，张西海回来了。饭后，几个人一起回到我房间。

　　张西海打了一个电话，司机便拎着一只手提袋进来。张西海说，是几条内裤。我说，这是我老婆关心的事情。

　　我拒绝了“内裤”，也就拒绝了安的盛情。不能做朋友，就只能是敌人。安找到了得力的关系，我的稿子因此被压住不发。但是经过我4 个月的努力，稿子终见天日。

　　这就是我和安短暂的第一次。

　　现在，我期待和安第二次见面，但没有机会了，因为他被安徽省纪委带走了。他因涉嫌迫害至死举报人李国福，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在写这个手记的时候，刚告诉我说，安已经被批捕了。这就是说，“涉嫌”二字可以去掉了。

　　按照我的判断，安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李国福举报他的问题，无非是他在任期间开发五大形象工程时，存在挪用资金和违规使用土地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

　　之前，先后有《三农》杂志、中央电视台，以及南方都市报报道过安的豪华办公楼事件，但对他毫发不损；更早前，媒体还报道过他被牵扯进原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的受贿案中，但他竟得到了提拔。

　　南方周末还曾报道过他制造的储怀刚冤案，而这个冤案几乎是在阜阳市政法委、甚至在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制造出来的。报道出来后，安亦未受到任何影响。

　　再者，安开发的五大政绩工程，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认可。所以，安制造出一个李国福案，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一旦梳理出颍上张氏家族的政坛发迹史，你就会发现，安开发五大政绩工程，并制造李国福案、储怀刚案，皆有因果。更深远的背景则是，颍上政坛的张氏家族是传统的政绩观、发展观下的必然产物。

　　安的父辈张家顺、张家旺二兄弟，凭“全球环境五百佳”起家，以文盲或中学文化水平，进入阜阳市颍上县政坛，分别创造“小张庄神话”和号称“天下第一农民公园”的南湖公园。

　　历经二三十年的浸淫，如今，张家在颍上县政坛根深叶茂，他们的第二代中，加上儿女亲家，共有二三十人分布在颍上县重要部门。他们在他们主政的地方，均大肆圈地，开发生态园、大型广场等形象工程。他们的手法与其父辈如出一辙，即挪用各种专项资金，集中大量财政，甚至不惜以发展的名义，侵犯农民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6月10日，我从广州出发，经合肥，到阜阳，而后，出没于阜阳市和颍上县之间，追寻张家发迹的脉络，

　　三

　　7 月2 日前，我的采访都潜伏在地下，我先后换了10 次宾馆，每次都用当地人的身份证登记住宿。我还接受各位受访者的建议，住在阜阳市区，但多日包车去颍上县采访，因此，这次采访包车费用高达2200 多元。

　　6 月17 日，我包车去颍上县，当地人谢守辉带着我，以游人的身份，实地了解迪沟镇的生态园、竹音寺的情况，这都是张治刚在迪沟镇主政时期，挪用了煤矿对塌陷区农民的赔偿款、以及其他很多专项资金建成的。

　　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被张家人发现了。晚上，我和司机刚刚准备回阜阳时，就发现有人跟踪，一辆车速度十分缓慢地时前时后，也许是犹豫了很久，最终放弃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消失在我们身后的夜色里。

　　不久，我的采访对象谢守辉、靳亚章等人，均打电话告诉我，张治刚已经打电话询问他们，是不是有记者来采访。他们都假装不知道。

　　但第二天，张治刚和一个姓郭的律师，来到阜阳市区，找到我的朋友周道付，要请他吃饭。

　　周立即打电话给我，让我赶紧换宾馆，张治刚已经知道我的住处了。

　　是谁透露了我的住处呢？知道我住处的人，都是那些常年举报、上访的人，他们怎么会透露我的住处呢？

　　我想，也许是颍泉区宣传部副部长叶陆苗。因为我曾用手机短信联系过颍泉区委一位领导，想约他私下见面。王没有和我见面，但发来三个字：“感谢您！”

　　然后，他安排颍泉区委宣传部部长吴某和副部长叶陆苗请我吃饭。并在电话里说：他安排的人，一定可靠。

　　我和吴某是第一次见面，和叶陆苗是第二次见面。稳妥起见，饭桌上，我除了和叶陆苗叙旧之外，没有就采访事宜提一个字。

　　饭后，我仅带叶到我房间继续“叙旧”。

　　7 月7 日，我和叶陆苗再次见面，终于证实，确实是他将我的住处告诉了张治刚。但叶说，因为刚找到了他，他也没办法。

　　再回到6 月18 日，张治刚、郭律师和周道付一起吃饭时，竟然掏出了我的名片，并称，我是一个很难缠的记者。他想让周道付约我见面，还说，如果我不和他见面，他也会找到报社的。而且还说，他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某领导熟悉云云。

　　交谈过程中，周表示他和我相熟，但不知道我又来了阜阳，不过，仍然愿意给张治刚帮忙。

　　我的外围的采访尚未结束，此时和他见面，既不能与他进行深入的交谈，还可能会给下一步采访带来障碍。

　　所以，我让周道付转告张治刚：我因紧急采访任务去了四川，但几天后会回来，一定会与他见面。

　　作为一个男人，不该戏弄别人，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显然，我不能这样告诉张治刚：等我的外围采访充分后，再来找你吧！

　　四

　　6 月19 日，谢守辉反馈说，张治刚打电话询问他，我是不是戴着眼镜。

　　周道付反馈说，张治刚又打电话给他，已经知道我是安庆人。

　　可见，张治刚做了很多功课。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断接到多个来自广州的电话，他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是在别的媒体工作的安徽籍人士，他们分别受人之托，了解我在阜阳做什么，是单位委派，还是个人行为等等。

　　他们还约了几个在广东政坛工作的安徽藉人士，要请我吃饭，问我何时回广州。我说，很快了。

　　6 月24 日早晨，我又包车去颍上县，去采访一个叫“马连康”的人。我和此人没有直接联系，而是通过靳亚章联系的。

　　当我到了我们约定的地点后，迟迟不见马连康出来。后来，连手机短信也不回了。我只好打电话给他。马不得不说，对不起，我家有客人，并加重语气说，好几个城建局的人在我家！

　　张治刚就是颍上县城建局局长。

　　难道靳亚章的手机被监听了？我让司机立即开车返回阜阳。当我们刚刚走出县城时，三辆黑色轿车，飞速赶到，并从我们车头处，迅速掉头，又飞速开回去了。我认为这是他们向我示威，司机并不以为然。

　　但第二天，我和马连康等几人，约在一个更加偏僻的地方见面时，马说，前一天，先后有七八个人去了他家，进进出出，不停地打电话，寻找一辆红色轿车。而我包的那辆车就是红色轿车。

　　6 月27 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在广州开会，陆晖要求所有出差的记者，都必须回到广州。所以6 月27 日中午，我得以在广州，和几个在粤工作的安徽籍人士一起吃饭。

　　因为都是安徽人，所以氛围很轻松，大家相互敬酒、相互介绍，就消耗大量时间了。期间，一位负责联系的人约我到旁边的沙发上小聊。称阜阳市市长托他找我，他们是大学同学。

　　他说，我们都是安徽人，不要做太多安徽的负面新闻，尤其是阜阳，近年，因为负面新闻太多，形象受到很大影响。吴让我“手下留情”。

　　我坚持不戏弄人的原则，所以我没有说放弃这个报道，但我十分诚恳地表示，我会非常慎重的。并说，这个报道，南方都市报不做，也会有其他媒体关注，与其让媒体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乱做”，不如双方坦诚沟通，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其实，当天上午，我的朋友、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周立民已经打电话给我，他也是受阜阳市市长之托，想让我“手下留情”，我同样表达了和市长直接沟通的愿望。

　　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五

　　深度新闻部的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回到阜阳，采访仍然是秘密进行，但很快广州的电话又打过来了，他们询问我是不是又到阜阳了。

　　7 月1 日，我又包车一整天，将张家两代人兴建的几个大工程，全部实地调查了一遍。当我从张庄公园出来时，司机说，有4 辆车同时跟踪我们，在我们的车前停了十几分钟后，又一起离开了。

　　之后，我又接到报社执行总编辑庄慎之的电话，颍上县委书记通过同学关系，间接找到了他。庄了解我的采访内容，并提醒我，因涉及拆迁，采访一定要扎实。

　　对于一个出差在外的记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鼓励。

　　再继续地下状态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想通过庄慎之约见颍上县委书记，但没能如愿。与此同时，我开始约见张治刚。

　　7 月2 日晚，我们第一次见面。张治刚带了6 条中华香烟，很随意地放在我房间的电视柜旁边。采访结束后，我极力让他把香烟带走。

　　在他离开十几分钟后，我这才离开B 宾馆，打了一辆的士，到白京汉宫酒店，又换了一辆的士，回到我住的A 宾馆。

　　此后，我又和张治刚见面4 次，交流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详细打听我的经济状况，比如我在安庆有没有房子，在广州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以及按揭情况，我的收入等等。

　　最后一次见面分手时，他向我的出租车里塞进一包“土特产”，从手感判断，那是报纸包着的一叠人民币。我退还给了他。

　　经过一个月的跌跌撞撞，这个报道终于在7 月15 日见报了。总结得失时，想起林语堂的一句话，大意是，中国人一般不能享受进食的快乐，因为我们追逐食物的过程太过艰辛。世事多艰，多少采访都必须如此曲曲折折地进行，从外围渐渐逼近核心。其实，采访并无技巧，只有沟通。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深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