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汤敏每天都碰上令他吃惊的场面。

周三，他在香港参加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本来预计是50多人与会，结果涌进来500多人。

周四上午，他到国宾酒店参加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等举办的中国产业投资论坛，结果由于参会人数远超计划，导致午餐座位短缺。

周四下午，他赶到中国大饭店参加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等举办的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预计500多人入场，结果来了1000多人，只有几千平方米的会场简直要挤爆。为安全起见，主办方不得不对外临时关闭会场。

作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过去从来想象不到，枯燥的宏观经济研讨会竟会比明星签名售书仪式还要火爆。要知道，有的企业家是交了数千元的费用来参加一场这类分析报告会的。

当然，更让他难忘的场面发生在之前的11月20日。当天，汤敏来到中南海，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听取与会的经济学界人士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意见。

汤敏看到，专家在会上踊跃建言，有人说到激动时，还打着手势慷慨陈词。

温总理和参会的几位副总理神情严肃，凝神静听，认真地做着记录。

温总理后来在座谈会上一席话，让汤敏明白了他这一周所经历的这些事。

温总理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我们分析判断形势，制定和调整政策增加了新的难度。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因此我们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在汤敏多年的经济研究经历中，从来没有哪一年的经济形势像今年这样，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9月份过后，经济大环境急转直下，使得决策、智囊部门都有点措手不及，政府需要更多的渠道反馈一线的真实信息，了解民情民意，而社会各界也急于了解经济形势到底怎么了，国家会出台哪些应对政策，也很想表达自己在经济变动中的感受和利益诉求。

在汤看来，这种非常时期的朝野互动，是近期京城上下各种经济、产业形势分析会火爆的原因。

非常时期的决策之难

“目前对于形势的判断仍然不明朗，我们也是在多方了解业内的意见和看法。”北京海淀区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丁晓丹说，该联合会在28日召集多家零售业会员单位，研讨如何应对市场低潮。

“上半年还在议论猪价、钢价上涨，电厂煤荒，通胀加剧，如今转眼之间，是猪价、钢价暴跌，煤炭压港，通缩抬头。”几个月间形势的大转折，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前三季度经济增幅还是9.9%，而到了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仅在8%上下，有学者判断当月经济增幅已经降到7-8%甚至更低。官方对经济的判断，10月份是“增长较快的态势未变”，而11月份已变成“基本面未变”。

形势的快速变化，使宏观决策和作出准确判断的难度陡增。

2007年底，国家统计局提出“双防”的政策建议，即建议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成明显通胀。随着此后经济增速下滑，国家统计局在7月份建议实施“一保一控”，即控制物价过快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4个月后，高层就作出了经济可能大幅放缓的判断，于11月5日部署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了一年前起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6月7日，央行还在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当时批评此举是“失误”，建议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5个多月后，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双双大幅下调。

“今年的形势确实太过错综复杂，比如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谁也没有想到，一开始估计不足，”一位宏观研究专家告诉记者，因此意见迟迟未取得一致，直到8月份后才慢慢取得共识。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1月11日在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时也表示：“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三季度的临时性因素看得多了一些，而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经济内生因素的影响看得则不太够。”

智库系统之变

复杂多变的形势，高难度的决策和研判，使原有决策参与机制面临考验。

目前，给中央决策部门提供经济分析和建议，可影响重要决策的部门有多个。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和建议，对国务院的科学决策起着重要参谋作用。中国社科院有春、秋形势分析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等也有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

此外，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中国科学院预测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预测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等有定期的报告。

但在汤敏看来，依靠这些原有的智库机构和信息反馈渠道还不够。“政府还应该多听取民间和地方人士的意见，多搞调研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多开一些有社会各界参与的研讨会，有利于提高对复杂形势的分析判断能力。”

“需要更多的人懂经济(更多懂经济的人参与决策)。”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委员杨圣明在谈到一些预见性强的政策建议如何能更及时影响决策时说。

杨圣明认同温总理在11月25日座谈会上的一番话——“提高决策透明度。把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听取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加强政府和人民群众沟通、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泛动员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渠道。”

“现在有的决策由于缺乏透明度，显得比较突兀，”杨圣明认为。

部分经济界人士非议较多的是，央行6月份提高准备金率是在周末，由于下调了1个百分点，使得市场怀疑是否经济出了大的问题，导致股市暴跌。“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京城论坛热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通缩压力时，汤敏正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他当时给中央的建议是，大学扩招是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可行之策。此议被当时的决策层所采纳。

时过10年，面对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汤敏组织一些人员在做中长期经济对策研究，同时自己也在做分析，并在11月20日参加了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

“这类座谈会应该多开。”汤敏说。

实际上，今年下半年以来，温总理召开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次数越来越多，参与者所来自的领域越来越广，7月份召集了3次座谈会，而11月20日参加座谈会的有研究财政、金融、企业、农业、房地产、对外经济等多方面的专家，11月25日召开的座谈会，有石化、电信、汽车、钢铁、有色、机械制造、流通和房地产企业负责人。

每次参加的人都不重复，即便是来自同一部门。比如7月份的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有副所长巴曙松参加，11月这次则是所长夏斌参加。

邀请的人，重专业，轻门第。曹红辉本来只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一般研究员，但2006年至2007年8月，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在美国度过了一年，其间就次级贷款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发表过论文。今年6月他又随团赴美国调研，与华尔街人士进行了大量接触，发现次贷危机下半场即将到来，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大于原来的预计。这次调研形成政策建议上报高层，建议做好应对。这些专业背景，使他被邀请参加了7月份的中南海座谈会。

请进来座谈的同时，总理还走出去，在不到半个月内进行了高密度的调研，听取民意。11月14日至15日到广东调研中小企业情况，倾听政策建议。11 月15日至17日在四川灾区考察民情。21、23日到浙江、上海考察，深入工厂车间、主持座谈会，听取企业负责人和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

总理率先垂范之下，一些智库部门召开的开放性的经济讨论会议也越来越多。中国社科院在网站公布了每月举行的学术会议，比如社科院金融所的每周金融论坛，作为业界学术切磋的平台，邀请国内外某一领域的人士进行演讲讨论，都对外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论坛也反响良好。11月26日的09年预测论坛， 400人的大会议厅，虽是在周三举行，仍座无虚席，整个走廊都是人。

为了更加准确分析形势，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将把脉中国经济高层论坛，实行每个季度一次的办法，召集多方人士，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