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运、调解、脱离公司干个体，在一年前的郑州已经上演，如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公司化”还是“个体化”，这个正在挑战中国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已在一年前率先上演于河南郑州。
2007年7月30日，郑州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出租车自发停运事件。其间，郑州两大出租车公司金河公司法定代表人携款逃逸受到网上通缉，银河公司管理层在欠款争议中致一名司机死亡而涉嫌刑事案件。两公司的司机相继走上了联合诉讼之路，并分别于2007年至2008年间通过法院依法判决，与原公司解除合同，“单飞”成功。
此前，2005年，因为运营出现严重问题，另一家出租车公司“大众”公司三百余部出租车通过法院调解解除与公司的挂靠合同，拿到了印有“个体”字样的运营证照，后经协议接受客运管理处托管。
2008年，在重庆、三亚等地出租车司机罢工的声浪中，郑州显得平静。然而，相继单飞的郑州司机们，正在陷入新的焦灼和拉锯。部分司机坚决要求“单飞”，公司经营者同样怨声载道，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设法，却如履薄冰。
在甩掉了“公司化”之后的郑州，司机自购车辆、挂靠公司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又面临新的问题。
难以拿到的个体经营证
“好比法院判俺俩人离婚了，离婚证还没拿到，他非要让你嫁另一个，不嫁就不给你离婚证。”
去年的“7·30停运”成为郑州出租车行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此后，各公司被要求清退不合理的押金，协助司机办理过户，原来的“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也都变更为“挂靠合同”。
当时出台的“59号文件”，在保护实际出资人运营权属的同时，也申明了一个主管部门的原则：“出租汽车应挂靠原公司经营。”
然而在现实中，这一模式正在日益受到挑战。
“我们首要的职责，是保证行业稳定发展。”郑州市客运管理处一位副主任说，“如果不依靠公司来管理，管理处这几十号人对全市2万多出租车司机，怎么管理？”
2007年6月，原“大众”司机赵建国向客运管理处递交了《给出租车行业领导的一封信》，表达了他对于行业管理的思考和建议，信末他建议：“管理开发一个软件，一张卡，就知道你是否缴税费、养路费、审车、违章、工商费等。如果你不缴费，卡就显示，车就开不走了，计价器不走了，一卡管到底……”
“让运管处成立一个服务机构、一个办事窗口就行，集中办理个体出租车的事……”
司机的愿望，与客运管理处在现实中的两难处境形成对照——继续要求司机们挂靠公司，显然受到相当一部分司机的抵触；让这一批司机实现“单飞”，“司机挂靠公司”的运营模式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如果更多司机要求“单飞”，甚至引发更多诉讼，来自现有49家出租车公司的压力，也不容小觑。
管理处主任武保利说，在运营模式上，国内目前没有统一的法律或规章，都是地方管理，“建设部每次来调研时，我们都反映这一点”。
事实上，就连出租车行业的行政主管单位，在全国各地也不尽一致。“有的地方归城建，有的地方归交通。”出租车行业多年来难以统一管理，而此种格局短时间内又难于改变。
2007年开始，郑州市公交公司开始收编出租车，郑州市出租车行业出现“公营”趋势。通过诉讼与原公司解约的海联公司大部分出租车，都与公交公司签订了新约。
至今，据公交公司经理张新安说，该公司已经与五百余部出租车立约。但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一些司机坚决不愿意加入公交公司。“我们公交有自己的加气站，司机可以享受内部价，又不用排队，统一给做制服，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在银河、金河两公司司机要求解除原挂靠合同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后，客运管理处注册成立了同兴服务部，希望将他们纳入统一管理。目前提出的方案是：司机每月缴纳170元服务费，与现有49家公司的费用等额，同兴服务部承诺结余费用完全用于对司机福利和行车设施的再投入。
“7·30停运”后修改的合同中，司机对车辆和经营权使用权的所有权基本得以明确。但一些合同申明经营权使用权到期后由公司收回，即使是“另议”、“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之类的表述，也让很多司机难以安心。
事实上，一些司机对“公司”两个字已经构成下意识的抵触——不管什么公司，只要是公司，就警惕、就防备。
一位50多岁的老司机说：“我们好不容易刚跳出一个，不想再进另一个。”
新的证照手续，上面印有司机们梦寐以求的“个体”二字，却暂时拿不到手。
一位司机再一次用比喻来说明自己目前的处境：“好比法院判俺俩人离婚了，离婚证还没拿到，他非要让你嫁另一个，不嫁就不给你离婚证。”
单飞也不容易
漫长司法程序之后，大众公司的司机终于单飞。但如今，他们成了郑州出租车公司经营者眼中的“异类”。
11月17日，司机王小宇（化名）在郑州市客运管理处坐了一上午。
他来求助——原来在大众公司的出租车上做“副驾驶”，后来车主卖车，他买不起，想自己“上一台”，只好转而通过中介租来一辆其他公司的车。4.5万元的押金都交了，却不料对方公司一听他原来“在大众开”，二话不说，坚决不接收。
“大众”的特殊，始自三年前。
2005年11月，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在法院的调解下，原大众公司首批300余辆出租车车主与大众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关系解除，出租车车辆所有权，归原告司机们所有。
这一司法调解结果意味着：郑州市“司机购车、挂靠公司”的模式，松动了一个口子。
2004年，原大众公司在客运管理处和司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200辆出租车转让给金安、雷力两公司，直至发生法律纠纷、法院来执行扣车，司机们才得知，由此激发了不满情绪。“我们不是牲口，卖掉也得让我们知道吧？”一位司机代表说。
2005年11月的法院调解书认定：“自2004年7月至2005年，因被告内部管理不善，未能继续向原告提供服务，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大众”的“单飞”之路，先后经过三批漫长的司法程序。最终，公司与司机在法院调解下解约。
经过书面征集意见，五百余名司机中的大部分同意接受托管，由原公司的几名业务人员和客运管理处代表共同组成托管部，司机每月缴纳100元服务费，重大事项和重大支出，须由公开选举产生的7名司机代表知情、同意；司机所缴款项在正常开支外的结余，必须用于司机的福利和再投入。
“单飞”之路并不平坦。主管部门最初要在证照上将运营性质标为“个体托管”，司机们坚持守在客运管理处不离开，终于去掉了“托管”二字，真正成为“个体”。
如今，“大众”司机是郑州出租车公司经营者和管理部门眼中的“异类”。“难管”，“爱闹事”，“服务质量不好”，是公司和管理部门对单飞司机们的统一看法。甚至单飞司机想重新投靠公司，都难有人接收。
客运管理处有人给前来求助的王小宇出招：“要不你给公司写个保证书？保证老老实实地挂靠，安全行车，文明驾驶，礼貌服务……
”郑州改革的肇始：“7·30停运”
“我买的房子，产权证都办在别人名下，我还得反过来给他交房租？！搞不好他不经过我同意，还把我的房子抵押了贷款！”
就在一年以前，7月14日，郑州已发生了近期屡发的“停运”。一张匿名告示开始出现在市内一些加气站——《给的哥的姐的一封信》。“众所周知：几十万元购台出租车，您又能拿出什么证明，说明这是您的私有财产？所以我们该觉醒了!……定于7月30日至8月3日为集体休息日，（不驾车）……”
令主管部门始料未及的是：7月30日上午开始，出租车运营真的陷入了停顿。当时媒体报道：“街头到处是焦急等待出租车的市民和游客”。温家宝总理曾亲自过问。“7·30”之前，不满的气氛已经酝酿已久。1990年代，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郑州市的大街上遍布黄色“面的”，车主个体运营，有车就能上街载客，没有什么准入门槛。
1996年，随着更新“面的”的进程，郑州市开始了出租车经营权的有偿使用，采取协议招标的形式，客管处代表政府与各出租车公司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协议”，每个经营权6万元，期限10年。
据《郑州市客运出租车营运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对经营权有偿使用年限，只有38.8%的司机表示同意；对于经营权有偿使用费，87.1%的司机认为较高。
此后的现实是：经营权只卖给出租车公司，不卖给个人。司机反映说自己是实际投资人，客管处调查时，一些公司称：“我们不是一次性转让，是分3次转让的，没有违反规定。”后来客管处拿出一个指导性的合同样本，要求公司与司机签约必须到客管处备份。就有出租车公司造起了“阴阳合同”。
银河公司在现实中的运作方式是：司机缴齐6万元，公司称其中1万元是押金，因而司机没有全额购买经营权使用权，只能每月缴纳275元的租金，时限为60个月，即所谓的“5+1政策”。也就是说：司机即使出了6万元钱，也买不来10年经营权的使用权。
有司机比喻说：“相当于你把房子买了，他把门买了，然后他把着门收钱。”
同样是与银河公司签约，记者看到版本不同、字体不一的十几种合同，多为《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一份当时典型的合同这样约定：“甲方拥有对乙方营运车辆的管理权、经营权之所有权、转让权、抵押权、车辆财产权、车辆经营权之使用权”。
急于挣钱谋生的司机，很多连看都没看一眼条文内容，签了名字就急急出去拉活。甚至很多条款中涉及押金、罚款等具体数目的约定，在司机签字时还是空白，公司后来再填写上去。“老实一点的（司机）押金就多，厉害一点的就能少交点押金。”
司机们没白没黑地在路上拉活，回头一算，自己都吓了一跳：投入18万至20万元进一个公司，干到8年车子报废，搞不好还要赔钱。司机宋利民，在辛苦一年后得知：自己出了近20万元，每月缴纳服务费、经营权租金，竟然还倒欠了公司近2万元钱！
不仅如此，一份银河公司与司机个人之间的“贷款合同”是这样约定的：“余款部分6万元为乙方贷款金额”，“每月还贷的利息按月息8.3‰计算，逾期缴纳按每逾期一日加收50元滞纳金，到期不还者，月息上浮1倍”。
最关键的在于，所有证照文书上的权属主体，一度都是公司，而不是司机个人。
在运管处“59号文件”要求明确营运证件署名后，各公司将车辆行驶证和运营权证发给司机办理过户。大河公司的一位司机这才发现：在2004年2月，出租车经营权就已经被抵押给了交通银行；而在2002年12月，车辆被抵押给同一金融机构。2007年，昌达公司司机在验车时才得知：32部出租车已被公司抵押。金河公司的车辆在车管所莫名其妙地被扣，司机这才得知：车辆已被质押。所涉车辆多达100台。“我买的房子，产权证都办在别人名下，我还得反过来给他交房租？！搞不好他不经过我同意，还把我的房子抵押了贷款！”一位老司机这样概括自己的境遇。
计划全都没实现
股份制搞不起来。为什么搞不起来，“都是司机，谁当法人镇得住？”
原“大众”司机在与公司解约后，身份回归个体经营者。他们，以及步其后尘通过诉讼实现解约的原银河、金河公司司机们，开始面临一个问题：自己是否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
2007年6月，银河公司司机代表的一次会议，在讨论了诉讼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之后，留下这样的记录：
“诉讼结束后，原银河公司120位个体经营者今后的出路问题，应该动员全员集思广益地提出建议，并以全员投票的形式做出选择，何去何从。”
代表们列出下几种可能性：“尽可能地争取客运管理处托管”；“考虑挂靠其他公司”；“考虑组建全员参股的联队”；“考虑组建全员参股的股份制公司”；“考虑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成立郑州市出租汽车个体业主委员会”。
这样的讨论，从“大众”司机“单飞”之时，就已经开始。
2005年，首批“单飞”的“大众”司机们拿到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大家聚餐，以示庆祝。代表们印好了一份调查表格，每十张订成一本，发到每张桌上，让每个人打勾：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完全个体运营，以后是希望托管，还是希望另组公司或者成立股份制公司？
你希望怎样？这个问题，被提到每一个司机的面前。调查结果，大部分司机（300名左右）同意接受托管。
事实上，在大众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之后，客运管理处的想法是：将原“大众”旗下的几百部出租车，并入其他公司。但这一方向遭到了司机们的抵制。
而成立全员参股的股份制公司，是“大众”司机代表林华蔚提出的。“每辆车算一股，大家每月交纳的钱都集中起来，我们自己收购新的出租车。以当时的出租车价格，如果这么办的话，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股权都值半辆车了。唉，机会已经过去了……”从大众“单飞”至今，郑州市出租车平均升值已近10万元。
全员参股搞不起来的原因，司机代表们心知肚明。事实上，当初脱离公司时热火朝天提出的计划，基本上都没实现。“选不出法定代表人。选代表来帮大家办事，那可以；要选个老板出来，就不行了。你也是司机，我也是司机，凭什么你坐上去，每月多拿1500元？这种想法每个人心头多多少少都有。现在要是外面派一个人进来，也许还镇得住；内部产生，不可能。”
司机中更加普遍的想法，是自己成立公司。有一次私下聊起时，银河公司司机代表老丁忍不住说：“兄弟，这个事情（自办公司）你就弄不成！”他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说说明其中的道理：“谁变蝎子谁蜇人。”
大部分出租车平静地运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在“7·30事件”及客运管理处“55号文件”和“59号文件”之后，司机们的不满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安抚。“大众”司机们是普遍被羡慕的对象，但若提到自己干公司，更多的司机无奈地笑笑：“没人挑头儿”。
“可以的话，什么组织我们也不想要，就想自己开自己的车、自己赚自己的钱，真真正正地‘个体’一把。”一位年轻的司机说。
托管实施后，“大众”司机们安静下来。长达数年的诉讼，耗得他们心神俱疲，他们急于上路挣钱，关于“何去何从”的讨论，不再热烈。“五百司机中的三百多位，都觉得我们已经比其他司机好很多了。”一位司机代表说。原“大众”司机“单飞”后，其他公司给出了一万元钱的奖励吸引政策，在诉讼过程中，便有八十余部出租车转投其他公司。两年来，其他公司宁愿付出更高的价格、不断收进原“大众”出租车，又有几十辆车转投别家。
托管两年，现在的托管部账面上积累起几万元资金。不时有司机提出：“咱把那点钱分了吧……”
自己的组织？
“弄好了你是功臣，弄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
2007年6月，司机代表赵建国将《给出租车行业领导的一封信》提交客运管理处，明确提出的三点建议之一，便是“建立有效的出租车司机协会制度”。
现有的出租车司机协会，会长是客运管理处副主任，成员是各个出租车公司。
在记者访问过的数十名出租车司机中，没有听到一人对此协会有认同感。
一个从司机中酝酿诞生的“一元捐”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司机自发组织命运的写照。
2007年初，出租车司机靳秀忠和王磊开始筹划“爱心的士一元捐”基金计划——每一位愿意加入的司机每月拿出一元钱，形成一个资金储备，遇有司机被劫或遇害，便用这笔钱救助他们的家庭。“民间自发，自救互救”。
郑州市红十字会对这个计划给予了大力支持。但靳秀忠等人拒绝了客运管理处的接管意向，认为司机对行业管理久有怨言，以管理处的名义运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在基金启动仪式举行之前，客运管理处决定高调介入，向基金捐赠一万元，并促动大众汽车、奇瑞等几家企业加入捐赠。启动当天募集资金近8万元，其中包括司机个人捐赠七千多元。
据媒体报道，该基金启动仪式上，靳秀忠和王磊没有被邀请上台，甚至没有被提及，台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关领导。在靳的争取下，他才被允许“站在旁边念了倡议书”。一些司机在台下问靳秀忠，“你们咋不上去，台上的人我们有的都不认识。我们是冲着你们才捐款的。”
靳秀忠和王磊初拟的基金管理委员会名单，包括12人，都是各公司最有威望的司机。但在启动仪式之后，12名人选被去掉9名，仅剩靳秀忠、王磊和原“大众”司机代表之一赵建国，另有三名红十字会人员、三名客运管理处人员、大众汽车和奇瑞人员各一名——司机成了少数。
近一年后，司机中还是只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参与了此项计划。靳秀忠坦言“有点迷茫”。
事实上，在“大众”司机云集客运管理处会议室的那一次，便有人提出组建个体司机自我联合组织的想法。叫联合会也罢，工会也罢，车友会也罢，总之是司机自己的组织。
一份文件摆在司机代表面前，内容是关于大众公司一些司机“涉黑”的问题，上有政法委书记签名。司机们沉默了。
在后来银河公司司机代表们的设想中，这个组织“采取会员制的形式，吸收个体经营者。尽可能地让个体经营者利用歇班的时间为大家提供服务，以志愿者形式或给予适当补助，或收取适量会费，聘请人员”。宗旨是“真心实意地为个体经营者办正事、办实事”。
后来，有一位领导给出这样一句答复：“你们的想法挺好，但不太可能实现。”
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弄好了你是功臣，弄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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